“九二共識”達成后，次年(1993年)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同臺 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成功舉行會談。

記者·段宇宏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編輯·段文

海皇大廈坐落于新加坡西海岸的亞歷山大路，這里遠離鬧市區，綠樹成蔭，環境安詳幽靜。1993年4月27日大清早，一向安靜的海皇大廈成為整個東亞最受人矚目的地點，突然間熱鬧起來，大量警力進駐，全球百家媒體超過200名記者云集在此，場內外的“長槍短炮”早已架好，共同等待一個歷史性時刻。

四樓會議廳早已做過莊重淡雅的裝飾，四周放置了新加坡的國花胡姬花，中間一條長桌，長桌兩邊共有10張轉椅。

10點05分，兩扇電梯門打開，78歲的汪道涵——中國大陸的海峽兩岸關系協會會長，76歲的辜振甫——中國臺灣地區的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分別從里面走出來，身后是各自的代表團成員，鎂光燈閃爍不停。雙方在長桌兩側相對入座后，汪道涵和辜振甫各居其中，兩位老人站起身來微傾前身，伸出右手握在一起。這個時候鎂光燈的閃爍頻度達到高峰，一直嚴肅的氣氛忽然沸騰起來。

“再來一次……再來一次”，興許擔心沒抓拍到最激動人心的瞬間，會場里不斷傳來記者們的呼喊聲，兩位老人不得不應大家要求微笑著再度握手，總共握了四次才令記者們滿足，這就是兩岸關系史上最具里程碑的時刻——“汪辜會談”。汪辜二人雖然以兩岸民間機構主事人的身份見面，但其實都得到了兩岸官方的最高層級授權，為1949年以來海峽兩邊首次高層正式會晤。這一時刻打破了兩岸高層之間自1949年以來的44年隔絕，堪稱關系最實質也最具體的深化，為密切兩岸經貿文化交流奠定堅實基礎，但它的到來卻殊為不易，值得今人珍視和紀念。

1979年，《人民日報》頭版刊發的第九次《告臺灣同胞書》

“政”雖冷“經”先熱

“汪辜會談”能夠成功落地，離不開全球和區域政治情勢與經貿格局變化的大背景。

一方面，隨著蘇聯解體，全球兩大陣營的冷戰對峙局面正式終結，整個國際政治氛圍日趨和緩。而中美之間，在“三個聯合公報”奠定的基礎之上，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關系，此后中美關系度過了十年的蜜月期。雖然雙方關系一度經歷上世紀80年代末期短暫的震蕩，但堅持改革開放的中國大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需求未變。進入90年代后，北京與華盛頓都有強烈意愿重新修補關系。

另一方面，臺灣地區與美國“斷交”后，也想尋求國際合作的新的突破口，兩岸關系的和解與整個國際政治氛圍合拍，也符合海峽兩岸與美國當時的利益訴求。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總共發表過五次《告臺灣同胞書》，前四次均發表于1950年代，正是全球冷戰，兩岸關系劍拔弩張的時期。第五次《告臺灣同胞書》發表于1979年1月，影響最為深遠，最受人矚目，因為它產生的背景與之前大為不同，誕生于中國共產黨總路線大轉變之初，剛剛否定了“以階級斗爭為綱”，將指導思想轉變為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次的文告，語言風格發生了巨大變化，不再有以前火藥味兒濃厚的措辭，不再使用警告性語言，未使用“解放臺灣”等詞匯；摒棄了階級斗爭和世界革命等對方無法理解的概念，大打民族情感牌，痛訴同胞分離之苦，整體風格以情動人，顯得十分平易可親。文告宣布，將停止從1958年起的炮擊金門群島行動，提出兩岸結束軍事對峙，開放“三通”，擴大交流的訴求。

第五次《告臺灣同胞書》引起轟動效應，被視為中國大陸對臺政策的里程碑式轉變。此后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布對臺立場時未再使用《告臺灣同胞書》的名義，但無論是中央層面還是國家領導人在闡述對臺政策時，延續這次文告中“一個中國、國家統一、民族和解、兩岸交流”的基調。

第五次《告臺灣同胞書》向對岸釋放了充分的善意，敏銳的海外觀察人士亦感到大陸將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兩岸關系應該也會出現新篇章。不過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兩岸的政治關系看起來仍未有任何本質上的改變，大陸方面剛開始“摸著石頭過河”，外部世界還在觀望其走向。臺灣方面在中美發布“建交公報”之后，為應對“惡劣的國際環境”，蔣經國制定了“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成為處理兩岸關系的指導原則。

“政”還冷但“經”可以先熱，經貿往往是打破政治僵局的前奏，1979年兩岸經貿關系即出現松動跡象，而且呈逐年升溫之勢。1977年臺灣官方頒布的《取締匪偽物品管理辦法》規定：“除中藥材或某些農工原料可以從香港進口外，其余貨物如經過海關被認定是來自大陸地區，一律沒收”。1979年底臺灣官方放開729種農工產品的自由進口權，解除對采購地區和申請資格限制，其中包括從港澳進口的大陸部分產品。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島內民間多次呼吁當局重視大陸改革開放帶來的經貿沖擊勢力，建議實施“政經分離”原則。官方雖然三令五申“不與中共通商”的原則，實際上對從港澳轉口的大陸產品采取不斷放松的姿態，約有中藥、生絲、板鴨等一千多種大陸貨品已經可以進口。時至1984年左右，官方通過半正式或非正式渠道透露，對于兩岸轉口貿易已經采納默許的態度，只不過仍然強調“不得直接與中共機構直接貿易，廠商不得與中共機構及人員接觸”。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大陸改革開放的決心已逐漸被外界所肯定，兩岸都互相為經貿關系升溫加熱。臺灣商人雖然對于投資大陸非常動心，不過卻受到雙邊諸多法律限制，主要通過作為第三方的香港秘密進入大陸，常以親戚和朋友的個人名義做間接投資，所以投資項目稀少，金額微小。1979年后9年時間，港商在大陸的投資中扮演了絕對主角，臺商在大陸的投資項目有437個，實際利用資金為0.22億美元，資金到位率僅有3.67%。

國際大環境以及兩岸內部形勢都已大變的情況下，蔣經國于1987年7月15日宣布解除持續了38年56天的《臺灣省戒嚴令》，在“戒嚴時期”出臺的30項相關法令亦同時廢止，“戒嚴令”的廢除為調整兩岸交流政策提供了法理基礎，創造了漸變空間；譬如解嚴使得外匯管制被解除，企業對外投資限制減少。中國大陸已積累數年改開經驗，認知到臺灣資本與經驗值得大力利用和借鑒，接受了很多港臺商人的呼吁，及時瞅準臺灣解嚴的機會，1988年6月國務院出臺了優惠力度非常大的舉措——《關于鼓勵臺灣投資的規定》，為臺商赴大陸投資提供了法律保障，打消了他們的后顧之憂。解嚴之后幾乎每隔數月，臺灣方面都會放寬幾十種大陸產品的輸入。1989年7月干脆直接廢止了《取締匪偽物品管理辦法》，以《大陸地區物品管理辦法》取而代之，官方輸入臺灣的大陸產品間接實施課稅，這等于是以法規形式承認了兩岸轉口貿易的合法性。

解嚴后的臺灣產業界，也面臨人力成本、土地價格、能源價格上漲，環保和勞工運動沖擊，紛紛尋求更好的投資渠道，當時即有了“南向”和“西進”兩種呼聲。毫無疑問，因為不存在語言和文化上的障礙，西進其實對臺商更具吸引力。當兩岸經貿往來最基礎的法律束縛一一被解除，自然迎來了臺商大舉西進的熱潮。僅1989年臺商投資項目就有540多個，超過過去九年總和。1990年投資項目增長到1103個，1991年再創新高，有1735個，資金到位率也以幾十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兩岸在這個階段停止了軍事對峙，雖保持著政治上的冰冷，但未影響經貿的火熱。1992年之時中國大陸已經取代美國，成為臺灣最大的貿易順差來源地。

割不斷的血脈聯系

除卻政治和經貿背景因素，兩岸民情與人心的發展也在推著官方往前走，因為畢竟有割不斷的血脈和文化聯系。1949年內戰失敗后，國民黨帶領兩百萬軍民遷臺，這些人幾乎家家都有親屬遺留在祖國大陸。當兩岸處于敵對狀態，大陸閉關鎖國之際，盡管人們思鄉心切但也只能望海峽而興嘆。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前期，僅有少數臺灣人士可以跟親人在香港團聚。當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向海峽對岸釋放出善意，提出交流期盼后，臺灣民間返鄉探親的欲求越來越強烈，當局已無力按壓。

出生于四川遂寧的臺灣飛行員王錫爵，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與老家的親人取得聯系，獲知父親仍然健在的消息，思念家鄉與親人的心情愈發迫切。由于臺灣方面未開放赴大陸探親，1986年5月3日王錫爵鋌而走險，劫持中華航空3334號航班飛往廣州白云機場，然后再抵達北京與父親團聚。此事轟動兩岸三地，但王錫爵劫機不像其他同類事件那樣有政治或經濟目的，并非傳統意義上的犯罪，實屬令人同情，這其實是兩岸隔絕狀態下骨肉分離造成的悲劇。蔣經國不得不派出代表到香港與大陸代表洽談處理事宜，這是國共內戰后雙方官員的首次接觸。

面對日益強烈的返鄉探親訴求，時任臺灣“行政院長”的俞國華1987年4月初仍然申明反對開放“兩岸人民探親”，官方強調“民間與大陸進行通郵和探親，現階段不能考慮”。這些都導致民間對“三不政策”的抱怨情緒高漲，促成了轟動一時的“自由返鄉運動”。來自湖北省的老兵何文德是國民黨老兵，19歲隨部隊來到臺灣，母親過世2年后消息才輾轉傳到臺灣，他不像其他老兵那樣只是默默傷悲，而是在衣服上寫上“想家”兩字，大街小巷四處散發傳單。何文德聯絡媒體和志同道合者，1987年4月在臺北成立“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

他們發表的第一份傳單名為《我們已經沉默四十年》，副題是“難道我們沒有父母？我們的父母是生是死，卻不得而知。‘生’讓我們回去奉上一杯茶，‘死’讓我們回去獻上一炷香”。文中痛陳思鄉之情，骨肉分離之苦，強烈要求臺灣當局放開赴大陸探親，這份傳單印制30萬份，引起極大社會反響。

當時有返鄉訴求者其實包括三類人，第一類人是隨國民黨遷臺的外省人士；第二類人是1940年代中后期因謀生、經商、參軍赴大陸滯留下來的臺灣人；第三類人是出于政治原因，被臺灣官方禁止入境的人士。其中以第一類人的數量最為龐大，幾類訴求者與他們的支持者聯動起來，形成了頗具聲勢的輿論壓力。解嚴之后半個月，官方公布的“國民前往港澳地區觀光輔導實施要點”，其中第12條仍明確規定“禁止旅行業安排或協助旅客進入大陸”。明眼之人已能觀察得到，解嚴后這個政策存續不了多久。返鄉探親促進會發起“老兵返鄉探親運動”，大批人聚集到“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大樓去請愿，國民黨官方一向視退現役軍人為自己的基本盤，老兵的訴求不得不重視。

外省人返鄉權利促進會身著“想家”上衣，走上街頭爭取回家的權利。

“退輔會”本來就是蔣經國一手創辦，退役老兵們的請愿讓他松動了。蔣經國表態：“離開家鄉三四十年的人，沒有不想家的，這是人情之常，政府應該開放赴大陸探親，應該樂觀其成”。通過香港渠道打聽后，發現大陸方面對此態度十分積極，臺灣方面完全打消了疑慮。1987年10月14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了開放赴大陸探親的提案，蔣經國授權臺灣紅十字會與大陸方面溝通相關事宜，同意除現役軍人和公職人員之外，凡大陸有三代以內血親、姻親或配偶的民眾，均可從當年11月2日開始通過紅十字會辦理登記手續。就在國民黨“中常會”通過提案的同一天，中國大陸方面立即給予積極反饋，國務院宣布，歡迎臺灣同胞返回大陸探親，保證來去自由，同時也希望臺灣方面允許大陸同胞到臺灣探親。10月16日，國務院出臺《臺灣同胞來祖國大陸探親旅游接待辦法》，規定臺灣同胞回大陸的證件，可到外交部駐港簽證辦事處辦理，或由香港中國旅行社代辦，在歐美日等國家，可到中國駐外使、領館辦理，允許臺灣同胞在大陸各地自由參觀和旅游。11月3日，香港中旅開始簽發《臺灣同胞旅行證明》，第一代“臺胞證”誕生了。

11月2日，臺灣紅十字會原定于早上九點開門辦理登記，但沒想到凌晨時在外面排隊者已經人山人海，開門那刻辦公室差點被擠爆。紅十字會第一天辦理了1300多人的登記，半個月內十萬份登記表格被領取一空。當時大陸和臺灣之間的往返相當不方便，所有返鄉活動都得經過香港中轉，到香港領取證件，香港啟德機場很快就出現了一批批的臺灣老年人。他們很多人一生還從未坐過飛機，也沒換過外匯，現在他們手持大包小包，忐忑地等待著出關進入大陸，回到闊別幾十年的家鄉。

1988年1月，何文德以團長身份率領臺灣第一批返鄉探親團登上了大陸的土地，回到日思夜想的故鄉。他穿著印有“想家”兩字的白色外套登上長城，張開臂膀大聲呼喊“我們回來了”，《臺聲》雜志在現場用相機記錄了這一歷史瞬間。全國臺聯在北京接待了返鄉探親團，安排他們與滯留大陸的臺灣省籍老兵見面，何文德感嘆道：“美國登月用了17年，我們從臺灣到大陸走了40年。”他把從臺灣帶來的泥土和檳榔交給了在場的臺灣省籍老兵，現場很多人泣不成聲。不管回鄉的程序怎么麻煩，路途多么曲折，這意味著海峽兩岸幾十年的隔絕狀態正式終結。

以“民間”名義成立的海協會與海基會

開放赴大陸探親后兩個月蔣經國離世，臺灣方面暫時無法放棄推行多年的“三不政策”，小心謹慎地僅把交流限于民間，避免官方渠道接觸，授權給紅十字會辦理返鄉探親手續，也是基于這種考量。可是通過香港中轉的經貿和返鄉口子一旦打開，兩岸交流只會日益增加，“三不政策”逐漸會名存實亡。兩岸開始有了頻繁的經貿和人員往來，自然就衍生出大量亟待解決的事項，如“文書認證、交通方式、通郵問題、漁業糾紛、走私偷渡、人員權益保護、資金往來、打擊犯罪”，這些事務怎么處理，純民間層面根本無法解決。

大陸方面早在1950年代就成立了“中共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長期由周恩來負責。改革開放以后為了因應兩岸交流的新局面，1988年大陸方面成立了對臺工作專職機構——國務院臺辦。臺灣方面同樣為了因應新局面，1988年也在“行政院”以任務編組方式建立了“大陸工作會報”，1991年1月后正式升格成立“大陸委員會”。兩岸雖然都有涉及對岸事務的官方機構，可問題的特殊之處在于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立場，均不同意參照國與國之間的模式來處理事務，而臺灣還有“三不政策”的束縛，所以國臺辦與陸委會兩個官方機構無法直接協商處理這些問題。經貿和人員往來日益密切，諸多問題急需面對，官方渠道無法接觸溝通的情況下，就需要動用政治智慧來解決問題。

其實兩岸之間早就存在著非正式的“秘使交往”，不然兩岸也不會在很多事務表態和機構設置上“互相呼應”得那么合拍，擔任過這些秘使的，有華人世界的政界、商界和文化界名人，其中包括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佛教居士，中國傳統文化傳播者南懷瑾早年遷臺，后旅居美國和香港，1988年時大陸方面就通過南懷瑾釋放出希望與對岸接觸的意愿。李登輝時期的核心幕僚蘇志誠與“中視”董事長鄭淑敏1990年底前往香港探望老師南懷瑾，經過南懷瑾牽線，蘇鄭二人與時任國家主席楊尚昆的秘書兼臺辦主任楊斯德會晤。這些秘使穿梭兩岸，在消除誤會、傳遞信息以及推動九十年代初雙邊公開接觸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兩岸官方層面也公開實施著鋪墊工作，1990年11月臺灣方面先成立了“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海基會）”，負責處理兩岸交流衍生事務，由辜振甫擔任首屆董事長。1991年4月底，海基會副董事長和秘書長陳長文率團訪問北京，大陸方面還沒有與海基會對口的機構。當時大陸方面處理涉臺事務和糾紛時只能由國臺辦通過海基會跟臺灣當局協商，這導致溝通效率低下，回旋余地較小。1991年年底國務院副總理吳學謙再次會見海基會訪問團時表示，為了處理兩岸民間交流衍生事務，大陸方面也將很快授權成立相應的民間組織，12月16日“海峽兩岸關系協會（簡稱海協會）”在人民大會堂臺灣廳宣布成立，由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榮毅仁當名譽會長，汪道涵擔任會長。海基會的性質為財團法人，屬于民間組織，但其業務指導機關為陸委會；海協會也是民間組織，但其上級指導機關為中共中央臺灣工作辦公室和國臺辦。

兩邊的對口協商機構名義是“民間組織”，但其實皆為得到最高層授權的半官方機構。雙方將海協會和海基會的會談定位為民間性、事務性、經濟性與功能性，這意味著1949年后兩岸高層人士首次以民間名義公開接觸，標志著兩岸制度化協商機制的建立，通過巧妙的辦法解決了溝通難題，這就是得以舉行“汪辜會談”的制度依據。

1992年2月，楊尚昆訪問新加坡與李光耀會談時說：“海峽兩岸談政治問題，條件還不成熟，但是可以先談經濟”。李光耀立即問道：“楊主席，能不能把您的話轉給李登輝？”楊尚昆毫不猶豫地說“可以”。隨后李光耀專程前往臺灣，向李登輝轉達了楊尚昆的意圖，李登輝表態說，可由兩岸的兩會會長辜振甫和汪道涵商談經濟事務，地點就定在新加坡。6月份李登輝指示蘇志誠與鄭淑敏前往香港，與時任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及楊斯德等人私下秘密會晤，隨后敲定了1993年“汪辜會談”日期。

汪辜正式會面前有些原則問題以及具體事項需要協商妥當，所以兩會1992年10月舉行了著名的“九二香港會談”來鋪路，主要針對兩岸“文書驗證”“掛號函件”進行工作性商談。香港會談中，雙方在一個中國原則問題的表述上討論比較熱烈，海協會代表提出5種有關表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方案，其中一種方案表述為：“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對兩岸公證書使用（或其他商談事務）加以妥善解決。”海基會代表也先后提出8種表述方案，其中第八種表述方案參考了海協會前述表述方案：“在海峽兩岸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對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惟鑒于兩岸民間交流日益頻繁，為保障兩岸人民權益，對于文書查證，應加以妥善解決。”海基會代表聲稱這是臺灣方面的底線，建議“以口頭聲明方式各自表述”。關于這個問題，經過會后幾個回合的函件討論，不斷摳細節，雙方都認為經過協商達成了共識，此后中國大陸和國民黨方面稱為“九二共識”，至此，“汪辜會談”的鋪墊工作基本準備完畢。

1993年4月27日，首次會談前，汪道涵（右）與辜振甫握手

汪道涵與辜振甫登場

汪道涵與辜振甫二人能擔當如此重任，自然非等閑之輩，都是兩岸的傳奇人物，且在性格與愛好方面有很多相似之處。

汪道涵1915年出生于安徽嘉山，青年時期參加共產黨，1941年任淮南行署副主任和財經部部長，1945年任蘇皖邊區政府財政廳廳長兼建設廳廳長。汪道涵在革命時代就與財經和生產工作結緣，此后的職務基本都與經濟事務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汪道涵又歷任浙江財政廳廳長兼商業廳廳長、一機部副部長，“文革”后再分別擔任對外經濟聯絡部副部長、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和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副主任，1980年后擔任上海市委書記和市長。1985年退休后改任上海人民政府顧問、國務院上海經濟區規劃辦主任；當時上海成立了臺灣研究會，汪道涵被推舉為名譽會長，與此同時他被增選進入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

擁有長期主管經濟的豐富經驗，酷愛讀書，具有廣闊國際視野，風度氣質俱佳的汪道涵，給人“海派”知識型干部的印象，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啟動時代是頗有影響的高層官員。他在主政上海期間，對上海工業布局、產品結構都做了合理調整，令上海同世界很多大都市結成友好城市，提高了上海知名度。他當市長時極力主張開發浦東新區，親自主持開發布署工作，擔任中顧委員后又多次向鄧小平和陳云等領導人提出這一建議。為了表彰汪道涵在經濟事務上的貢獻，美國塔夫茨大學和香港大學先后向他授予了名譽博士學位。汪道涵還有很多優雅的愛好，喜歡欣賞音樂，尤其鐘愛看京劇和下圍棋，其京劇愛好對后來與辜振甫結下深厚友誼起到了絕妙的作用。大陸方面準備與臺灣就經濟事務談判，建立海協會，汪道涵自然是海協會會長當之無愧的人選，而他的另一個身份還是“中共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成員。

1917年出生的辜振甫比汪道涵小2歲，祖籍為福建省永春縣，辜氏祖先自康熙年間就移民到臺灣彰化縣鹿港鎮。到了辜振甫父親辜顯榮這一代，家道蒸蒸日上，擁有廣大農田、鹽田、茶園，在臺中和臺南還有18家糖廠，辜家已成為臺灣三大顯赫的富商家族之一。辜振甫就讀于家族私塾，從小熟讀四書五經，打下扎實的傳統文化功底，塾師給他取字為“公亮”，隱含三國時代周公謹和諸葛亮的名號。辜振甫同樣獲得優良的現代西式教育，英語基礎扎實，1936年考入臺北帝國大學政法系（注：臺灣大學前身）。辜振甫有眾多兄弟妹妹，但他最受父親青睞，因多位兄長早逝，便繼承了父親的大部分產業。就讀大學期間父親去世，辜振甫以一個大學生的身份就擔任七家公司董事長。大學畢業之后他又做出不尋常的選擇，辭去董事長職務遠渡日本，在東京大學攻讀財政和工商管理。回到臺灣后辜振甫又開始涉足金融業，擔任臺灣證券交易所第一任董事長，自己出資建立臺灣經濟研究院。

從日據時代、戒嚴時代再到解嚴時代，無論政局風云如何變化，辜氏家族總能屹立不倒。辜振甫憑借自己的才能游走于政商之間，左右逢源，具有深厚的人脈基礎。蔣介石時代的“行政院長”陳誠曾聘請他擔任經濟顧問，幫助實施土地改革計劃，在公營企業轉制為民營企業的事務中他因勞苦功高受到蔣介石接見，客串過蔣的日文秘書。七十年代蔣經國一度曾想提名他為“行政院副院長”，八十年代他在蔣經國提拔下進入國民黨“中常委”，躋身于核心決策圈。李登輝主政后，辜振甫成為“中華工商協進會理事長”，被聘為“總統府資政”。

辜振甫創辦的“和信集團”，主營水泥，但投資還覆蓋到橡膠、石油、電信和媒體領域。1990年辜振甫被美國《財富》雜志列入十億美元富豪行列，他在臺灣也有“工商一哥”、“企業界總理”的稱號。辜振甫夫人嚴倬云同樣來自一個顯赫的家族，她的祖父即為清末民初的著名學者嚴復（注：《天演論》、《原富》的譯者，曾任復旦大學、京師大學堂校長）。琴棋書畫和詩詞歌賦也是辜振甫的業余愛好，其中尤為喜歡京劇。因為父親從小就是京戲迷，家中設有戲園子，辜振甫從小喜愛上京劇；但他不是普通票友，曾到北京、上海、香港拜名師學藝，經常登臺演出。當臺灣方面決意建立海基會與大陸商談之時，辜振甫自然是董事長的不二人選。海基會作為“財團法人基金會”，經費由政府和民間共同籌措，目標是籌到10億新臺幣，臺灣官方出了5.2億，其余來自民間捐助，而辜振甫個人就損贈了2000萬新臺幣。

汪辜的高光時刻

萬事俱備，只等1993年4月27日汪道涵和辜振甫兩位老人登場，共同創造一個歷史的高光時刻。

1993年4月29日汪道涵（右）和臺灣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辜振甫（左）交換協議文件

根據海協會副會長唐樹備的回憶，“汪辜會談”是大陸在態度上占據主動，“我們主動邀請辜先生的”。海基會代表團因為有官方“談判對等”的原則叮囑，在禮儀和規格方面到了“錙銖必較”的地步，新加坡方面的安排頗費心思，而大陸方面也展示了更多的大度，整個過程就發生了很多趣事。海協會原本建議汪道涵在辜振甫抵達新加坡時去機場迎接，海基會回復說，雙方都是各自來到新加坡協商事務，不必讓誰接誰，所以接機一事也就只好作罷。李光耀打算舉辦一個招待會歡迎兩位會長，大陸方面表示沒有異議。唐樹備預料到，這個提議估計會被臺方拒絕，對方會計較到兩會領導人誰先到場誰后到場，誰坐在李光耀左邊和右邊等問題。果然沒有同意，最后只得改成李光耀分別會見兩會會長。

正式會談前，汪道涵與辜振甫在海皇大廈27層一個房間先行私下會面，他們從聊京劇拉開了話題。辜振甫說：“我鍛煉身體的秘訣就是一個禮拜唱兩次京劇，唱京劇可以增加肺活量。”兩位老先生喜歡傳統文化，又有不少共同愛好，所以很快就一見如故。正式會談時間即到，新加坡方面通知大家前往四層會議室，特意安排了兩部電梯，讓兩方代表團同時入場。會議室的門比較小，每次僅方便一人出入，汪辜二人同行，辜振甫先進門，汪道涵略隨后。入場后汪率代表團坐在正對門的一邊，辜率代表團坐在背對門的一邊，然后由汪道涵先發言。起初，大家都認為這是隨意的安排，但還是有極少數敏銳的記者發現，按新加坡的規矩，正對門的位置屬于主位。下午的會談，兩邊的副手主持，細心人發現，這次是唐樹備先進門，邱進益緊隨其后，雙方的座位已經交換，這次是由邱進益先發言。

1993年4月29日汪道涵（右）和臺灣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辜振甫（左）舉杯祝賀

當晚汪道涵在董宮酒店宴請海基會代表團，上的九道菜也經過精心設計，分別叫：“情同手足”、“龍族一脈”、“琵琶琴瑟”、“嘉慶團圓”、“萬壽無疆”、“三元及第”、“兄弟之誼”、“燕語華堂”、“前程似錦”。

4月28日辜振甫在香格里拉酒店回請海協會，雖未設計有寓意的菜名，但同樣也是九道菜。兩次宴請，所有代表團成員都在菜單上留下了簽名。

這次會談的整體氣氛友好祥和，為兩岸交流解決了很多問題，但也不是所有議題都能馬上談攏。海基會要求海協會簽一個保護臺商的協議，海協會表示這沒問題，而且大陸早在1988年就頒布了鼓勵和保護臺商的法規，但若要由兩會簽這么一個協議，那么兩邊都應該允許直接投資。可臺灣官方的態度是不希望大陸到臺灣投資，海基會也就無法允諾取消這些限制。這個問題的談判陷入僵局，到會議末期仍懸而未決，汪辜二老只得表示：“可以再會、再議”。

經過連續三天密集協商，雙方在4月29日上午簽署四項協議：《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兩會聯系與會談制度協議》、《辜汪會談共同協議》，對日后兩岸交流產生了深遠影響。簽協議時，汪辜二老要坐一張長桌的同一邊，按華人傳統，右邊為尊，為了表示“對等原則”，海協會答應了海基會的要求，簽署兩個協議后，汪辜二老更換位置，但考慮到站在身后的幾十位代表團成員人數眾多，換位會一片混亂，他們原地不動。隨后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畫面，汪道涵身后站著邱進益，辜振甫身后站著唐樹備。因為大陸使用簡體橫排，臺灣使用繁體字，簽署的四份協議有一式四份文本，海協會的一套是簡體橫排，海協會名稱在前，稱此次會議為“汪辜會談”；海基會的一套是繁體豎排，海基會名稱在前，稱此次會議為“辜汪會談”。大陸采用公歷紀年，臺灣沿用民國紀年，最后雙方的共同協議文件上沒有年份，僅標明“共同協議于4月29日簽署”。

為落實“汪辜會談”共同協議，兩會于1993到1995年間，先后在北京、廈門、臺北、南京等地就“非法入境”“劫機犯”“漁事糾紛”“共同打擊犯罪”“司法協助”“知識產權”等議題繼續磋商，簽署了多達12個協議，為解決兩岸交流中遇到的問題提供了法規依據。

雖然后來因為李登輝拋出“兩國論”，嚴重影響了兩岸關系，而民進黨上臺后兩岸協商機制也中斷8年，不過“汪辜會談”奠定的基礎在經貿領域一直發揮著作用，令兩岸經貿關系以及臺灣對大陸的投資進入井噴期，雙方相得益彰。不到十年間，大陸已成為臺灣第一大出口市場，臺灣是大陸第二大進口市場；“汪辜會談”后十年，兩岸貿易總額累計達3256.3億美元，其中大陸對臺出口623億多美元，臺灣對大陸出口2632億多美元，逆差高達2000億美元以上。